黄奇帆：超大规模单一市场是中国的突出优势

记者 刘林

复旦大学特聘教授、重庆市原市长黄奇帆日前表示，超大规模单一市场是中国的突出优势，但还未能得到充分发挥，仍存在四个方面的缺陷需要进一步改革。

4月26日下午，他在参加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（ACCEPT）举办的第四届“政府与市场经济学”国际研讨会上表示，我国14亿人占全球总人口的比例接近20%，从这个意义上讲，如果某一类产品无法自给、要靠进口，就可以立刻产生20%人口的市场需求。而高收入国家总人口也就在12.15亿人左右。

“中国对于全球供需格局的影响比整个高收入国家的人口规模还大。”黄奇帆说。

更重要的是，中国是单一市场。他指出，单一市场是指法律体系统一、税务体系统一、商业规则统一、语言文化统一的市场。而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单一市场，遵守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体系，汉族人口在人口民族结构中占主体地位，占中国总入口的91.11%，各民族和谐稳定，均衡发展，汉语作为官方语言，全国通用，商业规则和市场环境也是大体一致。

“这一点中国和印度很不一样。”黄奇帆说，印度说起来也是一个拥有14多亿人口的大国，但实际上可以说是一个碎片化的散装市场。印度是一个有28个邦、6个联邦属地和一个国家首都构成的联邦制国家，每个邦都拥有很大的自治权，在宪法之外还有各自的法律体系和商业规则，各邦之间的要素商品的流动，面临重重壁垒。印度有100多个生活习惯各不相同的民族，其中人数最多的印度斯坦族也仅占总人口的46%。印度的宗教信仰种类繁多，包括印度教、伊斯兰教、天主教、佛教等，各个宗教之间关系错综复杂。印度还通用多种语言，仅官方通用语言就多达22种，有121种语言的使用人口都在1万人以上。此外，印度还传承着等级森严的种性制度，将人分为五等，不同的等级人群之间也不是统一的市场。

黄奇帆认为，规模优势才是我国制造业的最大竞争力。这与传统观念——我国制造业核心竞争力源于劳动力成本——有很大不同。

他指出，劳动力成本往往在制造业总成本中占比10%左右。劳动力成本高一点、低一点，只能影响总成本几个百分点，而一旦形成规模效应，就能大幅摊薄制造业的各项成本，如研发成本、固定投资成本、物流成本、市场开发成本、原材料采购成本，同样也能摊薄劳动力成本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规模可以影响到整个制造业成本的30-40%。这意味着，某类产品只要中国能够生产，马上就能大幅压低售价，这正是中国超大规模单一市场的威力所在。

不过，黄奇帆强调，我国的规模优势，还没有完全充分发挥出来。中国超大规模单一市场，仍然在持续发育形成的过程当中。事实上，到目前为止，中国这个大市场，至少还有四个方面的短板或者缺陷，需要通过持续深化改革加以解决。

一是地区间竞争产生的负面效应。尽管地区间竞争会带来积极效应，会驱动地方政府加快基础设施建设、改善营商环境、出台优惠政策和招商引资等，但也会产生负面效应。各地为了本地GDP和税收，拼命上项目，加上产业总体上处于低端环节，以至于出现了较大范围的低水平重复建设，造成大量产能过剩。也因为同样的逻辑，地方政府总是倾向于保护本地企业，甚至保护落后产能，阻碍了市场优胜劣汰功能的发挥，产能过剩此起彼伏。近年来，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，这种现象有所减少，但仍然在一定范围内客观存在。

二是城乡二元导致的市场分割。这表现在要素市场的各个方面：劳动力在城乡间的流动、区域间的流动仍然受制于户籍制度的束缚；农村建设用地像城市建设土地那样同地、同权、同价的机制还在探索；在商品服务方面，受制于监管能力的差异，一些地方农村流通的商品与城市同类商品相比，看上去很像，但质量标准差得很远，部分甚至就是假冒品牌、伪劣商品；在交通物流市场设施和公共服务方面，城乡市场差距比较显著，制约着商品要素的自由流动，反过来加剧了发展的不平衡。

三是部分领域行政配置资源的色彩仍然浓厚。中国的市场经济是由计划经济转型而来，尽管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日益完善，但在一些领域计划和行政色彩仍然浓厚，制约着市场配置资源决定性作用的发挥。比如，在能源领域，中国是能源进口和消费大国，却在能源定价上，缺乏全球话语权，这与高度管制政策有关。再比如，在电力领域，直到去年出现大规模电荒，煤电上网电价才逐步放开。此外，还有一些领域存在不同程度的玻璃门、弹簧门现象。一些领域的市场准入在不同地方的政策各不相同，企业在一个地方能注册，换一个地方就不行等。

四是资本在部分领域无序扩张，甚至形成市场垄断。比如，近几年房地产一业独大，房价高企，绑架中国经济，大量资本裹挟着银行贷款无序涌入房地产业，不仅扰乱了城市规划，还绑架了中国经济，以至于宏观调控投鼠忌器，被动应战。再比如，金融业脱实救虚，畸形发展，目前金融业的平均收入水平是制造业的好几倍，金融业上市公司的利润占了全部上市公司利润的一半，大量资本争夺牌照资源，银行表外业务急剧膨胀，大量资金空转在实体经济之外，一些资本打着金融创新旗号，大搞老鼠仓，哄骗老百姓，前几年盛行的P2P就是典型。再比如，互联网行业赢家通吃，野蛮生长，出现了限制竞争，价格歧视，泄露个人隐私，损坏消费者权益，风险隐患积累等一系列问题，存在监管滞后，甚至监管空白。所有上述现象反映了中国这个超大规模单一市场仍需要进一步规范，进一步改革。

黄奇帆表示，建设统一大市场的实质，就是要打通制约经济循环的关键堵点，推动中国市场由大到强的转变。

对于市场与政府之间的分工，“我的理解是，有为政府才能催生有效市场”，黄奇帆表示，“中国的市场经济是对高度集中计划经济进行改革而逐步形成的，经历了一个发展发育的过程。尽管经过多年改革，市场经济四梁八柱已经竖起来了，但离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仍有不小的差距，更何况中国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。中国这样的超大的市场转型中的经济体，必须发挥政府在提供基础性制度、基础性市场设施、要素资源市场化方面的积极能动作用，与市场制度的有效供给，促进形成高效、规范、公平、竞争、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。只有如此，才能真正把中国这个超大规模单一市场的威力、活力，完全释放出来。”

对于区域竞争，黄奇帆表示，《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》的一个意图就是要对区域竞争负面效应进行系统的矫正，而实施这种矫正，从目前看已经具备了技术条件，也是顺势而为。

从技术上看，近几年各地在产权保护，市场准入，公平竞争，社会信用制度建设等方面都做了大量的工作，现在要做的是统一标准，统一规则，统一接口，让市场主体在哪里都能享受到一样的制度供给。

从趋势看，随着中国市场的发育，地区之间竞争日益从过去围绕低端产业的同质竞争，向依据各自比较优势进行深度分工的差异化竞争转变。特别是在数字经济全面与实体经济融合的背景下，各地的比较优势正在深刻地调整。

比如，过去昆明的鲜花只能在本地消纳，需要人们到昆明去赏花，现在得益于冷链技术的进步、航空运输的便捷和电商平台的加持，昆明的鲜花隔日甚至当日，就能送到上海、北京和深圳的家庭，这是因为技术的扩散，比如深圳的冷链技术，商业模式的创新，杭州的电商平台的推广，带来市场覆盖范围的扩大，把昆明鲜花配送范围由本地扩展到了全国。

上述《意见》是在4月10日由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对外发布。该《意见》明确表示，“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支撑和内在要求”，并要求“加快建立全国统一的市场制度规则，打破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，打通制约经济循环的关键堵点，促进商品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畅通流动，加快建设高效规范、公平竞争、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，全面推动我国市场由大到强转变”。